春秋戰國時期，隨著戰爭規模的不斷擴大，聚落城垣已不能達到保衛整個部落安全的目的，這就迫切需要將聚落城垣連接起來，延伸為各諸侯國共同的城墻，作為軍事防御工事的長城，便由此應運而生。而秦始皇統一六國后，面對北方強悍匈奴和其他游牧民族的襲擾，...

　　原標題：【溯源甘肅】

　　河西走廊的古長城

　　漢明烽燧山丹遺址

　　修復后的硤口古城過街樓

　　河西走廊長城遺址

　　漢明長城山丹段

　　春秋戰國時期，隨著戰爭規模的不斷擴大，聚落城垣已不能達到保衛整個部落安全的目的，這就迫切需要將聚落城垣連接起來，延伸為各諸侯國共同的城墻，作為軍事防御工事的長城，便由此應運而生。而秦始皇統一六國后，面對北方強悍匈奴和其他游牧民族的襲擾，秦朝采取的一項重大軍事措施，就是把戰國七雄的城墻全部連接在一起，這樣在中華民族幅員遼闊的版圖上，一條偉大的萬里長城便出現了。

　　西漢元狩二年(公元前112年)，最早修筑河西長城“令居塞”700多公里。明王朝更加重視長城修筑，河西共修筑長城近千公里。迄今山丹縣境內的漢明長城、烽燧、列障，是目前國內保存最完整的一段古長城，被專家譽為“露天長城博物館”。

　　闊塞列障漢長城

　　漢朝初年，匈奴再度強盛起來，不斷侵擾北方。匈奴騎兵以運動和速度見長，他們像草原上的旋風一樣來去神速。但長城的出現，成為一條牢固的絆馬索，有力地減緩并削弱了騎兵的進攻速度和能力，使騎兵的優勢迅速變成了劣勢，在古代戰爭史上有著深遠的軍事意義。

　　漢武帝時期，漢庭于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和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兩次遣張騫鑿空絲綢之路，并對匈奴發動了大規模戰爭。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驃騎將軍霍去病率軍兩次長途奔襲，進攻匈奴右郡河西地區，采取大迂回戰術，經居延攻打祁連山北麓的匈奴部落，從此匈奴節節潰散，敗走漠北，只留下“亡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的挽歌。

　　為鞏固勝利果實，保障絲綢之路暢通和西北邊陲長治久安，漢武帝于公元前120年任路博德為強弩將軍，駐守河西始筑河西長城。據《史記·大宛列傳》記載：“漢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國。”后漢書《西羌傳》載：“及武帝征伐四夷，開地廣境，北卻匈奴，西逐諸羌，乃度河湟筑令居塞。初開河西，列置四郡，通道玉門，隔絕羌胡，使南北不得交關，于是障、塞、亭、燧出長城外數千里。”

　　河西漢長城共分三段筑成，東段修筑最早也最完整，史稱“令居塞”，東起今永登縣濱河處，向西北繞過民勤縣北部，西過永昌、山丹、張掖之北，經過東山寺口子、人宗口、加嶺墩等地，越臨澤、高臺，而達酒泉以北的金塔縣境。中段是酒泉至玉門關之間的邊塞，東起金塔縣境，西越敦煌西北至玉門關。西段是敦煌至鹽澤之間的邊塞，東起玉門關，西沿疏勒河向西，經哈拉湖到達鹽澤(今新疆羅布泊)。

　　漢長城修筑以“察地形、依險阻、堅壁壘、遠望侯”為原則，根據當時河西地理條件，勘測線路，因地制宜，因陋就簡，就地取材。河西令居塞，大致沿龍首山、合黎山南麓向西北行，逢山掘崖逢河劈岸逢原挖塞，分段開挖“闊塞”(寬而深的壕溝)，鋪設“天田”(用作偵察敵人蹤跡的沙田)，并輔以軍事塢堡、報警烽燧、交通驛站和保障糧囤。整條長城以壕溝代替墻垣，全線由壕溝、山崖石壁、自然河岸和故城、塢堡、墩臺、亭堠等列障構成，形成了塞防天塹，要隘守關，墩堠相望，烽火示警的防御體系。

　　漢塞、列障除了軍事防御和保護絲路暢通，在保護河西屯田開發中，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雖年代久遠，迄今仍清晰可見。但是，在中國歷史上，為了修筑長城，不知使多少勞動人民流血流汗，甚至妻離子散家破人亡。漢朝陳琳詩《飲馬長城窟》：“生男慎莫舉，生女哺用脯，君獨不見長城下，死人骸骨相撐柱。”就是對廣大勞動人民修筑長城之苦的真實寫照。

　　銅墻鐵關明長城

　　是蒼翠巍峨的焉支山，兩山相峙恰如咽喉，定羌廟處于咽喉要道扼控甘涼。據清道光十五年《山丹縣志》載：明隆慶五年重修定羌廟驛，萬歷三十八年平羌將軍張臣重建并懸匾?，F遺址內有漢灰陶殘片，有古井、房址和列障遺跡。從這些史料來看，定羌廟鋪從漢代至清代都是兵家防守的重要關隘。清代詩人謝歷途經定羌廟有詩云：“定羌古戍獨登樓，臨眺無端悵遠游，煙雨一天憑對酒，英雄千古幾封侯？塞鴻飄渺長空遠，羌管悠揚野草秋，為問漢家教射客，到今何用姓名留。”

　　自定羌廟過澤索谷至硤口驛古城，群峰環抱石壁相對，惟澤索谷天開一線，內有亂石古道和飲水古井，是河西走廊古絲綢之路的必經孔道。谷中石壁上鐫刻“鎖控金川”四字，漢明長城山丹段漢明長城山丹段落款為“大明嘉靖三十一載四月吉旦，刑部郎中恤全陜前左給事中鄢陵陳棐”。這些遺跡，真實地反映了硤口關澤索谷“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之要險。

　　在山丹驛城北約10公里處，長城有烽燧叫做“暗門墩”，該墩筑于隆慶年間，緣于“隆慶議和”。暗門墩是一座在已有城墻上新增筑并開有暗門的隨墻墩，也是一座官方正式允許蒙古族自由出入山丹，同山丹開展貿易互市的標志性建筑。隆慶四年(1570年)，明王朝同蒙古俺答部結束軍事對立，達成長城沿線開辟十一處市場，允許蒙古族各種游牧產品，與內地產品和手工業制品公平交換的議和條約，暗門墩市場就是其中之一。暗門墩互市的開設，不僅開通了山丹與蒙古之間長期的貿易往來，促進了雙方友好交流和經濟發展，而且確保了河西長城沿線的長期安定。

　　明洪武五年(1372年)，明太祖派三路大軍北征，而主力軍卻受到挫敗。朱元璋便采納朱升“高筑墻，廣積糧，緩稱王”的建議，放棄武力統一草原諸部的措施，推行戰略防御政策，不惜耗費巨大國力修筑長城，開始在北方實施設郡、軍鎮，筑城堡、立衛所、建關隘、置墩臺的防戍部署。

　　河西明長城主要修筑于嘉靖、隆慶和萬歷年間，以景泰縣境內黃河西岸索橋堡為起點，由此西沿至古浪，以漢長城為基礎，至武威雙城鄉附近，離開漢長城，至永昌縣又與漢長城會合，至高臺縣羅城鄉北，又與漢長城分開，經酒泉市鴛鴦池附近，再由酒泉下古城明沙窩懷茂鄉入嘉峪關境內，經新城、野麻灣到嘉峪關，總長957公里。

　　河西明長城在漢長城基礎上依地形而建，漢長城在北，明長城南，兩者并行延伸，相距一般在10-100米之間。明長城修筑就地取材黃土版筑，墻基寬4米、高5米，邊墻頂上有巡道，寬1米多，供戍卒順暢通行。明長城以厚而高的墻體結構為主，在選料用料、修筑質量、結構工藝及防范措施等方面，較漢長城都有較大改進和提高。陸地長城夯筑黃土修筑高墻貌若銅鑄，城驛、關隘要地則改土筑為磚砌，或以條石、巨磚包成，生鐵灌縫(如硤口驛古城，又叫“生鐵城”)，牢固無比，堅不可破，俗有“銅墻鐵關”之稱；山地長城建在陡峭的山梁上，并開采山石，鑿成巨形石條，疊砌城墻，內填沙土，異常堅固；沙漠長城則用沙礫作主要材料，輔以紅柳、蘆葦或芨芨草，沙礫層厚約20厘米，柴草層厚約5厘米，層層交錯相互黏結，以使城墻更加穩固。明長城與全國各地的城防、關隘、都司、衛所連在一起，構成了堅固的防御體系。

　　明長城驛城、列障居守關隘要津，各種軍事防御設施齊全。在今山丹縣境內漢明長城、驛站古城、列障烽燧保存最為完好，被專家譽為“露天長城博物館”。其中定羌廟(今繡花廟)驛、硤口驛、新河驛、山丹驛、東樂驛等，魚貫相接各抱地勢，守護著一方平安。

　　烽燧墩堠報警信

　　河西境內的漢明烽燧、墩堠星羅棋布，縱橫交錯地分布在長城內外崗巒、驛城制高點和堡寨田野附近，它既是古代駐防軍隊的觀察哨所和軍情警報的傳送站，又是戍邊移民的分界線和屯田守備清野的瞭望哨。其傳遞軍情通訊的方式，各朝各代皆有定制，但各有不同，主要是燃煙、放火兩種，另配有鼓、炮和可掛起來的標示物等。烽火臺由吏卒日夜把守，一旦發生緊急軍情，白天放煙示警稱為“烽”，晚上點火示警稱為“燧”，也有在白天晴朗天氣時，高懸鮮艷彩色布物，以示警報信者，稱為“舉表”，烽燧、舉表以特別規制，提供警報或請求救援。

　　河西境內現存烽燧、墩堠約1000余座。東西走向多分布于長城內外的關隘、絲綢古道的堡寨村莊附近；南北走向多分布于焉支山、祁連山北麓和龍首山、合黎山、黑山南麓的遼闊田野和廣袤草原。按其功用和類型主要分為兵墩和田墩，兵墩專司守望示警，防止敵人來犯；田墩用于守備清野和通訊聯絡。

　　在今山丹縣老軍鄉境內的豐城堡，有金山子烽燧及列障遺存。金山子烽燧筑于峰頂居高臨下，東將焉支山北麓曠野盡收眼底，南將整座硤口古城軍事防務一覽無余，西可目送長城沿線絲綢古道直達新河驛，北可將無邊無垠的花草灘草原堅壁清野。據高臺長城烽燧出土的明代《兵守火炮號令》云：“發現敵十名以下，白天燃柴一堆，放炮一聲，黑夜舉火一把，放炮一聲；發現敵十至百名，白天燃柴二堆，放炮二聲，黑夜舉火二把，放炮二聲；發現敵百騎以上，白天燃柴三堆，放炮三聲，黑夜舉火三把，放炮三聲；發現敵千騎以上，舉火，放炮相連不斷。”按照明代烽火制度規定：敵軍一旦來犯，最先發現敵情的烽墩，立即施放煙火，臨墩望見也放煙火，這樣一墩接一墩，一直傳到指揮機關；指揮機關得到情報，立即作好戰斗準備，調兵遣將支援一線守軍；居民也要立刻進入堡寨躲避。如遇大隊敵軍進攻，烽火要一直傳到朝廷。如此看來，明代河西境內烽火制度不僅十分嚴格，而且十分完備。

　　徙民實邊保安定

　　西漢時期，在修筑長城塞塹加強防御的同時，大量調遣士卒，增筑堡壘，修造烽臺，遷徙移民，設置村堡，屯墾實邊，并于祁連山北麓大馬營一帶，筑造屯馬墩、屯田墩，設置馬苑養育良馬。到明太祖朱元璋時，明庭一方面維修漢塞關隘，新建長城、烽燧，使河西境內“五里一墩，十里一堡”，另一方面開發利用河西寬閑之地，大力推行遷徙移民、屯田實邊、開辟田畝、興修水利、減輕徭役、增殖戶口等方略，按照“四口之家留一，六口之家留二，八口之家留三”的比例頒詔遷令，疏散稠密人口。

　　河西對移民進行挑選，移民戶籍與軍隊編為一體，家家除余丁須有正軍一名，而且祖孫襲承。遷徙移民為了生存，只得開荒產糧屯田土地。境內正軍耕種的軍屯和余丁耕種的民屯，對河西屯田業的發展發揮了開發性作用。據《明史·食貨志》載，洪武初實行軍屯、民屯，“其制：移民就寬鄉、或召募、或罪徙者為‘民屯’，皆領之有司，而軍屯則領之衛所。邊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種，內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種。每軍受田五十畝為一分，給耕牛農具，教樹植。”《甘鎮志》載：嘉靖間，都御史楊博為保障軍屯、民屯生產之安全，防御來擾之敵掠劫，在山丹衛令筑“屯莊墩五十九座”，由住堡寨中屯民“一二十家或四五十家督令共筑一墩，每墩設一總甲提調。墩成，編集近民更迭望，若警報一至，大城四路，各發柴烽信炮傳示各鄉，即斂生畜屯據本墩，庶聚甚速，清野甚易。”當時建制有章，管理有序。據《甘州府志》載：“每大堡設屯長一人，屯副一人，小堡設屯長一人”。由于民屯的快速發展，《甘鎮志·歲計》載，山丹衛洪武中有戶6363，人口12720，可謂盛眾。

　　由于歷史上徙民實邊、屯民聯防措施的實施，內地移民對河西的開發，增進了民族融合，促進了農牧生產，固守了西部邊寨，確保了長城沿線安定，保障了古絲綢之路的暢通，使河西出現了“馳命走驛不絕于時月，胡商販客日款于塞下”的繁榮昌盛景象。

　　物換星移，時更代革，公元十七世紀，大規模修筑長城的勞役停止了，長城軍事防御的歷史使命結束了。兩千多年來，萬里長城的修筑，給中國古代勞動人民帶來的災難，是十分深重和沉痛的。但是萬里長城在中國歷史上，對政治、經濟、軍事、民族交融、文化交流、中西方交通和科學技術發展等方面，產生的影響是積極深遠的。(林茂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