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恩人類文明，傳承敦煌精神

——《野馬，塵埃》后記

馮玉雷

　　我一直對藝術探索著迷。2008年，《敦煌遺書》結稿，進入出版環節，我開始為創作《野馬，塵埃》做準備。那時正當壯年，有大量時間，我計劃用30年時間寫三部敦煌文化長篇小說，每部寫10年，100萬字，分別反映吐蕃攻陷河西走廊前后、吐蕃占領敦煌時期及歸義軍時期。通過這種宏大書寫對抗越來越嚴重的淺閱讀及碎片化閱讀。完成這三部大書，算是告慰平生文學夢。

　　《野馬，塵埃》篇幅巨大，內容浩繁：吐蕃貴族尚修羅出生后滔滔不絕講述的內容被整理成神秘文書《寧布桑瓦》。他因此被更名為“倏”，冒充吐蕃王子送往漠北回紇充當人質；與此同時，后突厥小王子磨延泣更名為“忽”，被送往吐蕃做質子。尚修羅（“倏”）與磨延泣（“忽”）分坐駝轎兩邊，在回紇領地龍城大道上永無休止往復循環，他們既不能互相溝通，也不能與其他人交流。一次偶發事件中，尚修羅被女巫阿史德（安祿山之母）魔術“蠱惑”生下侏儒，取名阿嗜尼，他因擅長表演走紅西域。安西節度使夫蒙靈察入朝時打算將阿嗜尼上貢唐玄宗。阿嗜尼表演時意外帶出兩把牛耳尖刀，夫蒙靈察以謀殺罪名被貶官，而阿嗜尼則成為唐玄宗寵物。

　　尚修羅經歷種種磨難，恢復常態，受吐蕃重用，攻打河西走廊的涼州、張掖、敦煌等地。

　　安祿山發動叛亂，獲得阿嗜尼，寵愛有加。不久，叛亂隊伍發生內訌，刺殺安祿山，阿嗜尼又服侍安慶緒、安仁執、史思明、史朝義等，后來被俘，送回唐朝，繼續在皇帝、太監、朝臣等之間周旋。

　　尚修羅在攻打敦煌過程遭遇種種奇事，信仰開始動搖。吐蕃贊普敦請摩訶衍禪師入藏傳法。阿嗜尼看破紅塵，出家修習頓悟禪法，精神和身體逐漸恢復正常，成為摩訶衍禪法堅定信徒。摩訶衍頓悟禪法在吐蕃流行，引起朝臣不安。贊普決定迎請印度漸悟派禪僧蓮花戒率徒到邏娑與摩訶衍等進行公開論辯。摩訶衍頓悟派失敗，按照約定要退出藏區。同時還需將大量典籍運離雪域高原。摩訶衍將所有典籍濃縮裝進二十二只鳥卵中——它們正是失蹤多年的十二只“倏忽”和十只“混沌”，也是《寧布桑瓦》中的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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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作這部小說之前，我通讀《大唐西域記》和法國漢學家戴密微先生著、耿昇先生翻譯的《吐蕃僧諍記》。戴密微先生是歐洲漢學大家，他依據的材料是“前河西觀察判官、朝散大夫、殿中侍御史”王錫為佛教史料《頓悟大乘正理決》所做序、兩份給吐蕃贊普上奏的草稿、大辯論漢文檔案及摩訶衍呈交贊普的三道表章，另外還有大量有關唐蕃關系的敦煌漢文文書。這些史料因儲存于敦煌藏經洞而得以保護下來。據研究，《頓悟大乘正理決》寫作時間不晚于公元1000年，遠遠早于目前流行的眾多藏文教法史料。戴密微先生選擇這些出自藏經洞的文獻史料完全按照中國傳統考據學家的治學方法進行研究，可謂遠見卓識，高屋建瓴。《吐蕃僧諍記》涉及佛學、唐朝和吐蕃歷史、軍事制度、中國古代哲學等方面知識，大開大合，容量極大，疏義者知識淵博，“治大國烹小魚”，竟然能把中國中古時期的“漸頓之錚”及歷史背景用法文撰述出來，令人驚嘆；而耿昇先生竟然也能恰如其分地翻譯成中文，更讓人拍案稱奇：他不但要對法國語言文化深入了解，而且必須對原著涉及到的大量深奧知識相當熟悉才能譯得如此精妙、生動。這部譯著直接影響到我對《野馬，塵埃》及計劃中的另外兩部長篇小說的構思：都以禪宗傳播為主要線索。摩訶衍最初受赤松德贊之請赴衛藏傳教，受挫時去了青海宗哥（就是宗喀，“宗曲”意為湟水），并且在相當困難的環境中建立禪宗傳播基地。北宋《岷州廣仁禪院碑》記載：“西羌之俗，自知佛教，……其誦貝葉傍行之書，雖侏離訣舌之不可辨，其意瑯然如千丈之水赴壑而不知止。又有秋冬間，聚糧不出，安坐于廬室之中，曰坐禪。是其心豈無精粹識理者，但世莫知耳。”可知兩個世紀之后河湟一帶西蕃佛教仍保持著修禪特點。前弘期（吐蕃時期）藏族禪宗發祥地在晚唐五代時又成為衛藏后弘期佛教文化復興發祥地，應該說都是受了“頓漸之爭”的巨大影響。

　　為熟悉“破落官”王錫記錄的《大乘頓悟正理決》，用毛筆抄錄一遍。我也在其它瀚如煙海的敦煌文獻中遨游，辛苦著，快樂著，打破傳統小說結構方式，以中國文化元素金、木、水、火、土，八卦、十二星座、十天干、十二地支、四靈（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及佛教哲學術語色、香、味、觸等名稱為各章節命名，故事圍繞吐蕃歷史上著名的僧諍事件展開，努力把中古時期吐蕃占領沙州前后，唐朝與吐蕃、南詔、吐谷渾、回紇等周邊部族矛盾沖突及相關歷史事件進行藝術化“包裝”，在廣袤地域、深遠歷史與紛紜人物交織的時空中展開宏大敘事，我讓唐朝皇帝、武將、文臣、商賈、宗教人士等眾多歷史人物直接出現在小說中，化實為虛，化虛為實，使他們都成為承載小說表達中的意義符號，賦予更多、更豐富的文化內涵。為了消解海量信息沖擊時帶來的紛繁感和壓迫感，我盡量通過語詞讓人物身份清晰，彰顯個性。例如，“朕”是秦始皇起專用作皇帝自稱。皇帝自稱“朕”是常態，而一個小人物要這樣自稱，就會令人驚詫。我在《金牛座卷：非實驗開鑿》等章節敘述中為了增加表達效果，讓非皇帝的、不同身份的敘述者都自稱“朕”，不但表達 “我”的立場，還要表現“我”的虛幻狀態，“我”在“朕”的幻覺中敘述時本身就具有諷刺性，“擼草打兔子”，事半功倍。為了強化表達效果，我還有意讓敘述者隨著思想感情巨烈變化混用古漢語、現代漢語、方言甚至流行語言中的第一人稱代詞，這在《天蝎座卷：御駕親征與篡位》中尤為突出。安祿山及其利益集團處于失序狀態，李豬兒、安仁執等人格分裂，心靈扭曲，混用第一人稱代詞，意在表現他們精神膨脹與內心慌亂糾結中的失語狀態。讀者閱讀至此，若執著于語法，可能會覺得對第一人稱代詞“我”的使用太混亂，但若置身小說語境就很好理解。另外章節中我讓平民在流離顛沛、茫然四顧時用“蘭州話”敘事，敘說內心惶恐，由此折射出動亂年代人們內心遭受的傷害與痛苦。如此等等。

　　《野馬，塵埃》雖然選取歷史題材，但不是重述歷史。不管寫實、寫虛還是虛實相間，到底還是具有獨立話語系統的藝術化小說，是別一種客觀存在。

　　創作之初，我有足夠時間從容鉆研歷史文獻和相關學術問題，也能夠沉下心來立體化、全方位探索小說藝術表現手法。2012年4月，小說殺青。我本來打算休整一段時間后修改。很意外，我被學校派往《絲綢之路》雜志社任職。工作環境變了，創作構想、方式也得變化。我只能利用假期和業余時間修改。那個階段，我也越來越深刻地意識到，作為一種探索性較強的文學文本，從純粹意義上的創作而言，或許有些價值，但要進入市場，就很小眾，對大多數讀者可能會有閱讀障礙。可是，經過好幾年醞釀、書寫，《野馬，塵埃》雛形已定，很難脫胎換骨。當初計劃種棗樹，中途改弦易轍，培育成蘋果樹，很可能一舉兩失。因此，盡量保持原來的探索風格。

　　上大學期間，從讀米蘭·昆德蘭小說《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開始，我最喜歡、投注精力最多的是探索小說。寫作最重要的是創作過程中獲得愉悅感，創作結束后，文本就成了相對獨立的存在，從本質上來說與自己關系已經不是很大。如果不是校對，書寫者通常要撂在一邊，不愿再次面對，因為作者離開那種特定的創作狀態越來越遠，令人難過，傷感。我的小說創作從1990年算起，快三十年了，每部小說風格既有連貫性，又有明顯不同。《野馬，塵埃》與2018年完成的長篇小說《禹王書》跨度也比較大。我希望出版能按照創作完成的順序進行。因緣時會，《大家》在2018年第六期“銳小說”欄目刊發《禹王書》縮略本。截至目前，《大家》是唯一刊發我的探索小說的期刊，非常敬佩《大家》主編、評論家周明全的眼光和氣度。

　　我開始創作《野馬，塵埃》是2008年，2012年殺青，之后幾次修改。由于篇幅較大，出版過程一波三折。所幸太白文藝出版總編黨靖先生主動約稿，才又了這次出版機會。編輯團隊在《野馬，塵埃》出版過程中認真負責，克服種種困難，也最大限度尊重了文本的藝術個性，非常感動。

　　歲末年初，有兩個文化盛事令人鼓舞。其一是《文學評論》2018年第六期發表著名作家、符號學家趙毅衡先生大文《符號學作為一種形式文化理論：四十年發展回顧》，反復閱讀，大快朵頤！我國歷史文化中的符號形成與民族本性密切相關，從符號學角度觀察史前文化形態及后文字時代文化、文學、政治、經濟等種種形態，形成獨立的文藝理論，或許更能觸及本質；其二是2019年新年伊始，中國歷史研究院成立。欲知大道，必先知史。時代發展需要學者、藝術家等在對歷史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來。

　　三十多年來，我始終將文學創作扎根于民族文化，忍受孤獨，鍥而不舍。華夏民族在世界文明發展歷史中創造了豐厚豐富的燦爛文化，我的敦煌文化系列探索小說，包括《野馬，塵埃》，僅僅是一個文學探索者的拋磚引玉之作，期待越來越多的年輕創作者能夠靜下心來，努力學習、繼承民族文化傳統，放眼世界，遵循藝術規律，創作出無愧于時代的精品力作。

　　小說出版之際，向一切滋養我們的優秀文化致敬！感謝法國漢學家汪德邁先生題簽詞，感謝法國阿爾多瓦大學和索邦大學遠東研究院研究員李曉紅翻譯，感謝鄭炳林、柴劍虹先生賜序，感謝中國國家畫院畫家王輔民兄為小說插畫，感謝法國畫家李中耀先生題贈書法作品！感謝陜西師范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院長李繼凱等母校恩師的支持！感謝王見先生題寫書名！感謝太白文藝出版社的辛勤勞動！

　　同時，也感謝多年來支持我進行學術研究、田野考察和文學創作的各界朋友！

　　2020年10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