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仕途坎坷、屢遭貶謫的士人，身處抒懷傷情之所，依然關切百姓民生、關心國家命運、對自己和家人的自律那么執著，依然以淡然的胸懷勸諫世人不因得意而歡喜、不因失意而悲戚。他就是被稱為“一代之師”的范仲淹。

　　從一介書生到千古名士，范仲淹是如何用精神和行動影響國家命運的？我們應該如何繼承以范仲淹為代表的先賢們所倡導的思想。由天地出版社出版、鮑堅著寫的《廟堂之憂》一書，呈現了一個人格獨立、文武雙全又充滿家國情懷的范仲淹。循著他的腳步，我們感悟以天下為己任的憂樂精神，體會為國家民族挺身而出的大無畏氣概。

　　位卑者中必有高德優才之人

　　1027年的一天，因母親去世在家守喪的范仲淹給中書省的宰執們寫了一封《上執政書》。書中，范仲淹根據自己從政十幾年來對國家各個方面問題的觀察思考和實踐，列出十條建議，它們都是針對宋朝開國以來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等方面存在的問題而提出的。

　　一個在家守喪的、離職的縣令，官品只有正八品，范仲淹提出關系國家命運的建議，驗證了一個道理：位卑者中必有高德優才之人。

　　范仲淹一生尊崇孔孟之道。孟子說過：讀書做人，應當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身在高位時，應當盡自己之所能，為國為民做些好事。事業不順、遭遇謗訕挫折時，做到不悲不戚、豁達無怨，寄情山水之際，還能關注國家安危、感悟人生道理。

　　位卑不忘憂國，貧困不移其志，《廟堂之憂》一書要展示的正是這種憂樂意識。范仲淹從仕后的十余年間，一直擔任地方上的小官，但他總是踏踏實實地干一些有利于國計民生的事。他為政清廉，體恤民情，卻屢遭誣謗，數度被貶。

　　但是，他不會背負數次被貶的包袱，或高詠著“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發弄扁舟”，去做個閑云野鶴，或者向往“寧與燕雀翔，不隨黃鵠飛”的混世生活，自甘沉淪。他曾出任開封知府，史書用一句話概括：“仲淹處之彌月，京師肅然稱治。”到開封府一個月，他就將京城治理得井井有條。因此京城有民謠說：“朝廷無憂有范君，京城無事有希文。”

　　范仲淹是個百折不撓的人。他對自己的評價是：“有犯無隱，惟上則知；許國忘家，亦臣自信。”雖有過錯，但從不欺瞞；不在乎自己的身家前程，是因為想著國家的榮辱興衰。他認為在一方主政，肯定要為百姓謀利；有朝一日回到朝廷，仍然會一如既往盡忠直言。他在給詩人梅堯臣的《靈烏賦》中寫道：“寧鳴而死，不默而生。”

　　八百年后，一位與范仲淹品格相近之人立下座右銘：“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不妨把它看作是范仲淹這句話的繼承和發揚。

　　對百姓的負責，最終體現為對國家的負責，以主人翁的態度來負責任地治理國家。在范仲淹之前，即便是寇準、王旦、王曾，因為他們的一些私心而無法引領士大夫們走向一個講氣節的時代。正因如此，本書認同史書中的一句評價：“一時士大夫矯厲尚風節，自仲淹倡之。”

　　窮則變 變則通 通則久

　　“福禍相倚，否極則泰來，泰極則否至，這是上古時期我們充滿智慧的祖先早就告訴我們的。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這是人間至理。不知變革，國家豈能長久。”

　　這段話，同樣出自范仲淹寫的《上執政書》。一千年后的今天讀來，仍然發人深省。

　　元代的宰相脫脫在他主持修纂的《宋史》中，將范仲淹的《上執政書》比作諸葛亮初見劉備時的《隆中對》。脫脫認為，他們在尚未發達時就以敏銳的眼光，從紛繁復雜的形勢中看出問題的實質和癥結，提出了對后來及至后世有重要指導意義的戰略思想。他們是真正的英雄。

　　“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庸人會當作危言聳聽，智者則視為至理名言。針對宋朝升平已久的狀況，范仲淹提出十條建議，無不具有前瞻性和憂患意識。在日后針對是否將都城從開封遷到洛陽的問題時，他認為，問題的關鍵不是遷都不遷都，而是洛陽守備空虛，沒有戰略儲備。一旦退守，必將難以堅持。因此他建議，逐漸從陜西和東南向洛陽輸送戰略物資，做好準備。如此，“太平則居東京通濟之地以便天下，急難則居西洛險固之宅以守中原”。要安不忘危，不可去兵。

　　在范仲淹所處的時代，確實有那么一個群體在為國家和民族的生存、發展和興盛殫精竭慮，從看似平靜的水面下看到隱藏其中的激流，范仲淹就是他們的代表人物。在經略陜西的幾年中，他并沒有與西夏進行過面對面的軍事對抗，但他的理念和采取的措施無不是為了有效遏制西夏的攻殺掠取，無不是為了國家的長治久安。書中所言：“一個時代有一個兩個這種英雄，那是國家和民族之幸，是黎民百姓之幸。”

　　可惜的是，居安思危的憂患意識在范仲淹之后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消磨殆盡。幾十年后，北方的金國攻破開封。北宋滅亡的原因很多，其中守不住京城是重要因素。回顧范仲淹當年的建議，想必不少人唏噓不止——圣賢不可能永存，永存的是他們的精神。而讓他們的精神永存，需要每一代人的傳承。

　　如何傳承？本書總結道：把這些精神立為我們的國家精神，在啟蒙知識中將之作為主要的意識形態教育后代，此外還應當將這些精神作為社會大眾的行為準則，尤其是官員的行為準則。如此，“我們的國家在歷史的長河中才有可能盡量避免向社會動蕩、信仰迷失、道德淪喪的方向滑行，才能形成強大的凝聚力，團結一心、自強不息，才能夠避免政治上和精神上被別人同化、異化，才能讓我們的文化思想在世界上重新閃耀。”

　　先天下之憂而憂 后天下之樂而樂

　　范仲淹一生，數次被貶。他之不幸，卻是地方百姓之幸。范仲淹在他從政所經歷的每一個地方，幾乎都留下了后人對他的懷念。

　　記載于文字中的廣德軍、高郵軍以及興化、睦州、蘇州、饒州、潤州、越州、延州、慶州，還有慶歷新政后他到過的鄧州、杭州、青州，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都有一座范公祠。在邠州和慶州，當地羌民把他當作恩人，為他建立了生祠。幾年后范仲淹去世的消息傳到陜西，幾百名羌族首領聚集在祠堂里，“哭之如父”，哀悼三天后才離去。

　　確保百姓過上好日子，這是國家存在的意義，而范仲淹以“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精神，實現了這個意義。在泰州的西溪鹽倉擔任主管官員時，范仲淹看到海陵、如皋一帶百姓因為海潮泛濫而家破人亡，心中不忍，向泰州知州建議修筑攔海堤壩。當地百姓感念范仲淹之力，把海堤稱作“范公堤”。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范仲淹在與一批德才兼備的摯友們的書信往來和詩詞唱酬中，給予他們精神上的鼓勵。他致信韓琦“應當精意遠略，以待將來再為國家大用，請自重自重”；他也寄詩給滕宗諒“宦情須淡薄，詩意定連綿”“只應天下樂，無出日高眠”。我們在范仲淹身上看不到這樣的現象：得意時高調宣揚人生在世當如何為國盡忠，失意時則悲戚幽怨地牢騷滿腹。無論是范仲淹的奏議還是詩詞文章，無論是史書記載還是民間傳聞，他展現給世人的是一種始終不變、寵辱難移的愛國愛民情懷。

　　人們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匹夫都有責任，那么為官之人則更應該有憂懼之心。尤其在和平時期，必須常懷憂心的首先是為官之人。換句話說，如果天下百姓常有憂心，而為官之人卻沒有憂心，那么天下就不會是太平的天下。“百姓長樂，官員長憂，這才是太平盛世”。

　　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這種思想不僅體現在政治上，而且涵蓋整個國家和社會發展方方面面。它既是為人之道，也是治國之道。它所倡導的憂樂精神可以作為風向標，來檢驗一個時代是昂揚向上還是迷惘空虛。正如本書所說：一個時代，如果它不時地產生類似于《岳陽樓記》這樣用生命、用理想、用實踐、用生活、用追求、用奉獻寫就的精英思想，并在當時就能引起整個社會的共鳴，那這個時代就是一個昂揚向上的時代。

　　“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是一種為人民，也就是為大多數人的幸福觀。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以來，就以爭取和實現人民當家作主為己任。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為官者要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政治抱負，心無百姓莫為“官”。為此，黨員干部對個人的名譽、地位、利益，要想得透、看得淡，自覺打掉心里的小算盤。“我們不舒服一點、不自在一點，老百姓的舒適度就好一點、滿意度就高一點，對我們的感覺就好一點。”范仲淹的千古名言被賦予新的時代意義，那就是為人民著想，把自己的幸福同人民的幸福緊緊連結在一起，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奮斗。（作者： 李自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