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旅報告文學的審美特點

　　在我國的報告文學作品中，軍事題材在新中國成立前占絕對優勢，在新中國成立后也占很大比重。著名的報告文學作家中，軍旅出身的不乏其人，如劉白羽、穆青、魏巍等。

　　報告文學與其他文學門類不同，不但不可以虛構，而且不能脫離當代的社會實踐而純粹表現自我。比如：詩歌可以有鴛鴦蝴蝶派，有朦朧詩，可以脫離時空，盡情發揮作者的想象，報告文學就不可以。具體到軍旅報告文學的審美特點，我想結合我的創作實踐，說點一孔之見。

　　軍旅報告文學之美，美在它直面國防和軍隊建設的現實問題

　　報告文學是時代的產物，反映的是時代風云。它是以現實矛盾、現實人物為寫作對象，回答讀者所關心的現實問題。報告文學之美，首先美在它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能直面現實問題上。軍旅報告文學的題材是多樣性的，但主要寫作對象應該是國防和軍隊建設中的熱點問題。這并非“題材決定論”，而是“體裁決定論”和“時代決定論”。反映時代、干預生活是報告文學這一體裁的本質要求。每個時代的每個發展階段，都有群眾所關心的熱點問題。如果不去寫群眾關心的問題，寫出來也不會有人關心。

　　我寫的第一篇報告文學是與錢鋼合作的《藍軍司令》。第一次寫，自然談不上有什么經驗，但既然受到多方關注，就必有原因。我想，其中第一個原因就是攪動了以往演習中一廂情愿的一團死水，“制造”了一個熱點問題。嚴格地說，上述效果首先是由“藍軍司令”的新聞報道引發的，報告文學把新聞的影響進一步放大了，把新聞人物變成了文學形象。這說明，報告文學作家應該和記者一樣有高度的新聞敏感。事實上，我國許多老一代的著名報告文學作家都是記者出身，范長江、劉白羽、穆青、魏巍等無一例外。在戰爭年代，記者和報告文學作家是不分家的。不知從什么時候開始，二者分家了，乃至有“淺薄的記者，深沉的作家”之說。其實，深淺與職業無關，報告文學作家如果沒有記者的新聞敏感是斷然寫不出名作來的。

　　在《藍軍司令》之后，我寫了不少報告文學作品，幾乎每一篇都是先寫新聞報道，然后寫報告文學。凡是有點影響的作品，寫的都是現實中的熱點問題。如寫干部制度改革的《奔涌的潮頭》(與錢鋼合作)、寫裝備與人才建設的《好夢將圓時》等。

　　軍旅報告文學之美，美在其人物是軍中典型的“這一個”

　　報告文學是用文學的形式來寫報告，自然就得遵從文學創作的一般規律。其中，最主要的一點就是人物的個性化、典型化，即黑格爾所說又被恩格斯強調的“這一個”。金圣嘆在評《水滸傳》對楊志和魯智深兩個人物典型性格的刻畫時說：“定是兩個人，定不是一個人。”楊志和魯智深都是有幾分粗魯的英雄人物，只有在高手的筆下，才不至于寫成一個模樣。一般來說，軍旅報告文學中的人物應該是陽剛的，但弄得不好，就可能“千人一面”了。一篇好的軍旅報告文學作品，即使是以寫事件為主的，也必須靠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來支撐。因為事是人做的，沒有人就沒有事。稍有文學修養的人，一般不會犯見事不見人的低級錯誤，但因為寫不出典型的“這一個”，致使人物“千人一面”的毛病比較普遍。要避免“千人一面”，唯有深入采訪和提高文學寫作能力。

　　報告文學對人物性格的塑造不能像小說那樣虛構，全靠采訪來挖掘個性化的材料，包括個性化的動作、思維和語言。新聞寫作課強調“七分采訪，三分寫作”，對報告文學來說，七分采訪還不夠，要八分、九分。細節體現個性，而細節是再聰明的作者也編不出來的，而采訪對象往往不愿談及細節，這就更需要作者耐心地仔細挖掘。藍軍司令王聚生在一次回老家探親時，曾被人武部門聘請當教練。他認為這件事“沒啥意思”，不想談，我就問：“人家怎么想起請你當教練？是因為認識你嗎？”他一笑，說：“那是因為我闖了禍才找我的。”于是他給我講了兩個“闖禍”的故事。第一，當地一段黃河從未有人泅渡，他不顧勸阻，跳下去游了個來回。第二，有一天，他戴著草帽，穿著背心、褲衩與幾個哥們閑逛，見一個戰士帶著民兵在練刺殺。他看動作要領不對，便上前糾正。誰知人家不買賬，要與他比試。他對那個戰士說：“我先讓你三槍，你要三槍刺不到我，我才還擊。”結果，按此規則戰了三個回合，他三次叫對手仰面朝天……這兩件事生動地表現了他獨特的性格，正是寫報告文學所需要的。再如，他長期在野外訓練非常艱苦，怎么個苦法？沒有細節就不生動。最后他不好意思地講出了一個細節：演習結束回到家里，妻子為他洗換下來的衣服，發現褲腰上有很多虱子，剛開始用火烤，怕把衣服烤焦，又改為用開水燙……虱子這個細節讓“艱苦”兩個字可觸可感了。

　　語言的個性化是人物性格個性化的重要表現。只要留意，就會發現每個人的語言其實都是不一樣的。所以，采訪時不僅要挖掘個性化細節，還要記錄個性化語言。須知，文學的全稱是語言文學。語言不過關，沒特色，就入不了文學的堂奧。

　　軍旅報告文學之美，美在它表達的思想能引起共鳴

　　小說中最好不要有一句評論，純粹講故事，報告文學很難做到這一點，而且很多時候要靠評論來提高它的思想性和導向性。這是報告文學與小說又一個不一樣的地方。報告文學與新聞一樣，不論西方如何標榜其獨立性，它的黨性和功利性其實是明擺著的。寫一篇報告文學作品，是想要表達什么思想？達到什么目的？這是作者首先要弄清楚的問題。比如，我寫《奔涌的潮頭》是要促進干部制度改革；寫《好夢將圓時》是為了消除那種“軍隊建設的主要問題是裝備落后于人才”的誤解，喚醒那些自我感覺良好的人們……報告文學之美，美在它表達的思想能引起共鳴。做不到這一點，即使獲了獎也談不上成功。

　　但是，報告文學不能像寫評論和論文那樣來表達思想，而應該是情理交融的。《藍軍司令》發表后，我和錢鋼應復旦大學《中文自修》雜志之邀，寫了題為《氣昌則辭達》的創作體會。其中說：“我們所以要寫《藍軍司令》，是因為久憋在心中的一股氣不吐不快，或者說是一種愛憎的情感非要宣泄不可。”作者的情感宣泄應該是理性的，議論是應該帶情感的，理性與情感應該有機地統一起來。這對作者的理論功底是一個考驗。如果是寫詩，產生創作沖動后就應立即動筆，而報告文學則不可以，還要對素材好好地消化，進行理性的思考。寫這件事或這個人物究竟有什么意義(即為什么要寫)？能表達我想表達的思想嗎？思考過程中最好要看看相關的理論、歷史書籍，來一點理論升華。比如在寫《中國藍軍》之前，盡管我對有關情況比較了解，但仍然要認真用理論武裝自己，認真讀了數十篇相關論文，包括軍科翻譯的美軍論文，最后把藍軍的作用歸納成兩句話：“藍軍的地位和強弱其實是一支軍隊訓練是否貼近實戰的標志，是一支軍隊訓練水平高低的標志。”

　　報告文學中的議論可以由作者直抒胸臆，但最好是“借”文中人物的嘴巴講出來。如《奔涌的潮頭》中對舊的干部制度弊端的批判，就是由軍區干部部副部長講出來的。

　　江永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