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光砸缸的故事，在中國家喻戶曉。從中，人們看到了一個不守常規(guī)的機智少年。

　　少年長大后，卻變得謹慎保守。司馬光在給朋友的信中這么評價自己：“視地而后敢行，頓足而后敢立。”走路得低著頭不停看地，跺跺腳看地穩(wěn)不穩(wěn)才敢站立。

　　生活中，司馬光謹小慎微如此，政治上自然屬于保守派。碰上王安石變法，司馬光高舉反對大旗，結果反對無效，被投閑置散，只好把全副精力用于修史上，“臣之精力，盡于此書”。雖然個人失意得很，但中國史學有幸收獲一部大書——《資治通鑒》。

　　這部修了19年的巨著，多達294卷，從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到后周世宗顯德六年（公元959年）為止，共記長達1362年的史事，是中國包含時間最長的一部編年史。

　　這個起止年份有零有整，不是隨便選的，體現(xiàn)了司馬光的獨到見解。周威烈王二十三年這一年，周天子命韓、趙、魏三家為諸侯，使得三家分晉的事實在政治上有了名分。司馬光認為，這是周王室衰落的一大關鍵。結束年定在北宋建立前一年，因為北宋有自己的國史，據(jù)此編沒新意，不據(jù)此另編一套，不合適，有困難。

　　此書名為《資治通鑒》，鑒是鏡子，意思是為政治服務，像鏡子一樣照出好與不好。主要內容是編次歷代君臣事跡，褒貶歷代王朝的政治措施，描寫對外對內的戰(zhàn)爭，表揚重要人物的事跡言行。

　　為達此目的，《資治通鑒》引用了大量史料，《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其采用之書，正史之外，雜史至三百二十二種”。有時為了描寫一件史事，要用到三四個出處的史料來編纂。司馬光去世后，洛陽尚有兩間屋子的殘稿。重要的是，這些所引用的史料，今天起碼一半都佚失了，如果《資治通鑒》當時不收入，就煙消云散了。以農民起義的史料為例，唐代的袁晁起義、裘甫起義、黃巢起義，幸賴《資治通鑒》記述詳細，今天才得其鱗爪。

　　編寫體量這么大的一部書，司馬光并非孤軍作戰(zhàn)，而是組建了一個團隊，召集了當時一流的學者當助手，“皆天下選也”。有熟悉兩漢史事的劉攽、擅長整理紛亂史事的劉恕、精通唐史的范祖禹，還有校對達人司馬康。此外，《資治通鑒》刊刻前，文學家黃庭堅還參與了校對閱讀。

　　在這個修書團隊中，司馬光自然是把握全局的主編、總裁，總領大綱，筆削取舍。同修學者主要是匯集資料，做長編，參與議論。《資治通鑒》能夠達到全書體例一致、文字一律、精神一貫，正是這種集體合作與個人負責無縫銜接的結果，難怪被四庫館臣目為“絕作”。

　　讀《資治通鑒》，一方面會被其網羅宏富、體大思精所震撼，一方面又受困于名物訓詁難以理解，“非淺學所能通”。對此，宋末元初一位學者胡三省匯合群書，訂訛補漏，注解《資治通鑒》，對于《資治通鑒》的理解、傳播，大有幫助。

　　胡三省和文天祥、陸秀夫、謝枋得是同科進士。宋亡后，他堅決不做元朝的官，隱居山中，過著極為艱苦的生活，在圖書資料十分難得的情況下，完成了對《資治通鑒》的注解。要知道，胡三省那個時候，正史十七史中，除了前四史外，沒人作過注，需要他自起爐灶，工程艱巨，比袁樞作《通鑒紀事本末》要難得多。

　　《資治通鑒》周赧王元年有這么一句：“秦人侵義渠，得二十五城。”胡三省注稱：義渠是西戎所建國家的名稱，上一卷說秦國把義渠變成自己的一個縣，以其君為臣，已經得到義渠了，這里又說占領了二十五座城池，怎么回事呢？之前秦國把義渠吞并為縣，其君雖然臣服了，但國家未滅，秦國只是蠶食其地而已。如今得到二十五城，義渠國所余無幾了。

　　如此注解可謂翔實，把《資治通鑒》里沒說清的事情的來龍去脈交代清楚了。

　　歷史學家陳垣先生認為，胡三省作注，其實是校注，不光注解名物制度，還進行校勘，訂正錯誤。比如《資治通鑒》漢成帝綏和元年記載，權臣王莽偽裝自己的權力野心，對外假裝節(jié)儉。有一次，他母親病了，百官列侯派自己的夫人去探望。夫人們到了之后，王莽的妻子來迎接，她穿得破破爛爛，見到的都以為是下人，問了才知是王莽的夫人。

　　胡三省在注中說，“問了才知是王莽的夫人”這句話后面，按照《漢書》的記載，應該有“皆驚”二字，文意才足。其他的版本都有這兩個字。也就是說，結尾應該是：問了才知是王莽的夫人，大家都很驚訝。這樣才能讓這段記述完整，充分表現(xiàn)出王莽的偽裝技巧。

　　這樣的校勘實例還有很多，讓原文敘述更加精審。因此，讀《資治通鑒》，不能落下胡三省的注。